Nature：调查显示博士生三分之一可能抑郁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读完博士，但是 Marina Kovačević的博士生涯确实显得分外艰难。她是塞尔维亚诺维萨德大学的化学专业三年级学生，在资金并不充裕的条件下开始了博士之路，以致于她不得不找了一份调酒和服务员的兼职。两年后，等到另外一个实验室有了资金来源时，她决定急速从药物化学转到计算化学。基于兼职、长时间的实验室工作和研究领域的全面转变，Kovačević代表了一类典型的博士生：过度工作、过度紧张，而且前途未卜。

但是她感到非常快乐：「我觉得我找到了要做的事情。我爱上班，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我不觉得是一种压力，我不知道除了工作还有什么能让我如此快乐。」

《Nature》杂志对博士生进行的第五次调查结果证实了 Kovačević的经历，讲述了一些个人与压力、不确定性、抑郁和焦虑做斗争的故事。这项调查从 6300 多名年轻研究人员中进行挑选，受访者来自全球各地，代表了各个科学领域，是该调查开展十年以来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

在调查答案和自主评价中，学生表达了对培训、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欺凌和骚扰事件以及工作前景等等方面广泛存在的挫败感。今年的调查还包括了早期职业研究人员提出的新问题，包括有关学生债务、欺凌、骚扰等问题。这是首次对所有受访者提有关心理健康的问题，阐明了在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一些更令人担忧的影响。

自主评价

让我们看看世界各地受访者的一系列自主评价：

就像《Nature》先前对博士生所做的调查一样，积极因素总体上超过了负面因素：7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至少对自己读博的决定感到满意，但是这与《Nature》两年前的 78％的调查结果相比略有下降。

来源：《Nature》博士生调查 2019

该调查是与位于伦敦的市场研究公司 Shift Learning 联合开展的。调查内容在 nature 官网、Springer Nature 数字产品上以及通过电子邮件宣传。

为了提高全球范围内的参与度，除英语外，还以西班牙语，中文，法语和葡萄牙语四种语言进行了调查，这是调查历史上的第一次。超过三分之一（36％）的调查反馈来自欧洲，28％来自亚洲，27％来自北美或中美洲，9％来自非洲、南美和大洋洲。来自中国的回复约有 700 篇。

深入调查博士生们的生活细节，所揭示的内容远远超过了传统的调查方法。除了观察最终的毕业率等表面数据，更重要的或许是寻访他们的生活日常：「博士生们一直在实验室吗？或者在哪儿？他们焦虑、沮丧吗？如果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那原因又是什么？」

对博士生来说，有一个分享自己的感受和挫败感的渠道很重要。很多时候，没有人真正关心到这个点上——大家普遍认为博士生已经处在了金字塔顶尖的位置。

艰难之旅

大多数学生为了读博都要竭尽全力，比如 40% 的受访者都远离了自己的家乡出国学习。Mariam Fonseca-Hernández 曾经在她的祖国古巴学习过气象学，然后在墨西哥的 Ensenada 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中心攻读物理海洋学博士学位。

「国家」的改变对她来说已经足够困难，但是学习一个新领域比她预期的还要困难得多。她说：「第一年我很挣扎，焦虑症开始发作。我想退出。」

她并不是个例，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36％）表示，他们都寻求过关于读博引起的焦虑抑郁方面的帮助。（在 2017 年的调查中，有 12％的受访者说他们出于同样的原因寻求帮助，但当时只有将『精神健康』列为主要因素之一的受访者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来源：《Nature》博士生调查 2019

这个结果与其他关于学生心理健康的调查恰好形成了呼应，世界卫生组织于 2018 年发布了一项国际调查，发现在过去的 12 个月中，有 31％的人出现了精神障碍的迹象，例如重度抑郁症、一般性焦虑症或恐慌症。在 2019 年，「承认自己正在焦虑和抑郁中挣扎，并不像 20 年前那样的耻辱。」

工作和生活失衡

调查分析了紧张情绪的主要来源。当对自身的主要担忧因素进行排名时，「工作前景的不确定性」和「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困难」排在了其他各种因素之上，这两种因素在 2017 的调查中也位居榜首。

因素与地区也有关系：来自非洲的受访者特别担心的是资金和毕业后的财务压力，在非洲受访者中有一半将债务问题列为五个最关注问题之一。债务忧虑在亚洲（31％）和北美和中美洲（29％）的比例比欧洲（21％）更高。

与其他地区的研究人员相比，更高比例的北美受访者在与「冒名顶替综合症」作斗争，因为觉得自己不配自己的职位或根本不该属于研究生院。而「工作与生活平衡的问题」在欧洲尤为明显。

总体而言，近 4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不满意，这种情况会在许多方面造成破坏。有时是由于缺乏资金——Kovačević在塞尔维亚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没有奖学金，所以只能在做实验之余的空闲时间做服务员端茶倒水。

亟待关注的心理健康

一些博士生也有家人需要养活，这个挑战似乎更难克服。在调查中，略高于 1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负责照看 12 岁以下的儿童，差不多也是这个比例的人表示自己照料成年人（妻子或者父母）。Fonseca-Hernández 说，她必须送五岁的女儿到一个昂贵的校外日托中心，因为在校园里没有其他选择。她表示：「校园应该为在职学生提供日托服务。同时成为优秀的博士生和父母，对我们来说很难。」

Sreejith Radhakrishnan 刚开始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读兽医学博士学位课程时，他以为自己已经很忙了，但是成为父亲改变了他的看法。他说：「大家在决定开始博士学位课程时，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真的需要很大的投入。」

「在有孩子之前，我一直在工作，但还有一点时间休闲。现在呢，只有博士工作和婴儿工作。」

Radhakrishnan 之所以能坚持下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自己的项目深感兴趣——研究一种减缓狂犬病在他的祖国印度传播的方法。他经常前往老虎保护区，寻找可以被捕获和接种疫苗的野狗。他说自己花了将近四年的时间筹集资金去攻读博士学位。即使如此，他仍然经常面临「冒名顶替综合症」，这种精神状态超越了资格或成就。他说：「对某个领域学习越多，你就越会感到宇宙之无垠，仍有很多东西要学习。虽然不是狗和狂犬病的专家，但是我在分享观点方面变得越来越好。」

期望落空

总体而言，Radhakrishnan 说，他的读博生活很棒，也并不孤单。经验的某些方面获得了特别高的评价。四分之三（75％）的人对他们的独立程度感到满意，其中 27％的人表示非常满意。67％的人对他们与主要研究人员的总体关系感到满意，其中 27％的人非常满意。

但是，即使是满意的学生也会感到挫败，也会抱怨。45％的受访者表示，随着对研究计划的深入了解，他们的满意度下降了，略高于表示满意度提高的 42％的受访者。这一发现也与其他研究结果相呼应，包括 Sverdlik 及其同事在 2018 年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显示，人们对博士课程的满意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趋于下降。

无法满足的期望可能是不满和失望的主要原因。近 40％的受访者说他们的计划没有达到最初的期望，只有 10％的受访者说它超出了他们的期望-与 2017 年的大幅下降相比，当时只有 23％的受访者说他们的博士学位课程超出了他们的期望。

Sverdlik 说，《Nature》的博士调查和类似调查可以帮助在读学生们对未来发生的事情有更现实更清醒的认知。「如果学生知道，周围的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冒名顶替的人；如果他们知道，他们的满意度会在参与研究计划的过程中下降，至少他们给自己打个预防针。」

Zhou Yang 事先没有想到，他从祖国来到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斯克里普斯研究所攻读化学博士学位的过程中，会遇到的挑战。他说：「我以为只需要担忧科研就行了。但后来我发现还得担心与实验室中的人际关系，还得跟别人交流自己的研究。除了做实验之外，还有很多需要考虑的事情。」

与其他许多人一样，Zhou Yang 发现，博士工作的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重。他说：「必须发论文才能毕业真的让我感到震惊。」除了这些压力外，还有签证问题，这是在美国的许多外国学生所担心的。如果他要回家，则需要重新申请签证才能返回美国，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个月。他说：「我不能休假一个月，所以我不能回家。这只会增加我的心理压力。」

骚扰和歧视

调查同时也揭露了广泛存在的侵害行为，这些会使得学生们泄气或偏离学术道路。总体上，21% 的受访者经历过被骚扰或歧视的事件，同时也有同样多比例的人报告他们经历了被欺凌的事情。大约四分之一的女性受访者表示她们经历了骚扰和歧视，而男性受访者中这一比例则是 16%。有着最高的被骚扰或歧视的比例的大洲是北美洲（24%），而最低的则是在大洋洲（18%）。

来源：《Nature》博士生调查 2019

一些受访者在调查的留言板块说明了他们面对的问题。「和性骚扰问题得到了『metoo』运动的支持，工作场合上对研究学生的骚扰同样需要受到关注。」一位印度女学生写道。而另一位比利时的女学生说，「我曾目睹并被学术上的上司欺凌和威胁，而最高学术教授的在此事上可以免受惩罚，这是令人震惊的。这种问题已经是年轻学者最大的威胁（包括精神健康）。」在调查中，57% 的被骚扰或欺凌的学生说他们感觉自己无法和他人谈论这个问题，因为这可能会给自身带来不良后果。

而长时间工作则是另一个经常被抱怨的问题。将近一半的受访者同意这样一个观点：「我的大学有着长时间工作的传统，包括通宵工作。」同样数量的受访者说他们每周工作的时间超过 50 小时。这个比例从 2017 年就没有变化。在那些每周工作超过 41 小时的人中，85% 的人表示他们对工作时长不满。

不确定的出路

读博的学生们并不总是确定他们花费的时间会真正有所回报。只有 26% 的受访者感觉到他们的项目能够使他们「很好地」准备获得满意的事业。三分之二的受访对象认为他们的博士学位能够充分地或者惊人地提升他们的就业水平，这一比例和两年前相比没有变化。除了全球性的大学和学院工作短缺，56% 的受访者说学术界是他们的第一就业选择。将近低于 30% 的人选择工业界作为意向就业方向。剩余的提到了政府、医疗或非盈利机构的研究岗位作为他们的就业选择。在 2017 年，则是 52% 选择学术界，22% 选择工业界。

来源：《Nature》博士生调查 2019

Matt Murray，一位耶鲁大学的分子药物研究的 PhD 学生，是其中一位认为自己的努力不知道会走向何方的人。「我依然怀疑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说，「很多天我都痛恨所有的一切，而且只想回家。」

在一些案例中，怀疑可能是一个预警信号，让学生们认为读博不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你有另外的想法，也许你需要等等（再做决定）。」Fonseca-Hernández 说。但是除了她面对的这些精神问题，她在大多数时候感觉到她在生活和事业中不错的位置。「我尝试和我的焦虑一起生活。」她说，「我从中学习到了很多，而且周围的人们很支持帮助我。」

研究机构也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本次调查和相关的调查应当指明研究机构能够改进以满足读博的学生们需求的方法，Gotian 说。即使大部分学生都对自己的项目满意，他们的不满也需要得到足够的关注。「我们不想用 20 年前的老方法去继续管理运行这些博士项目。」她说，「人们已经变了，技术也变了，职业市场也发生了改变，我们需要经常改变。」

除了这些以外，Murray 感觉到他最终是在正确的轨道上的，即使他不知道走向何方。「在一天结束后，我喜欢做科学家的感觉，因为有很多不确定性。」他说，「而怀疑并未获胜。」

报告原文：https://figshare.com/s/74a5ea79d76ad66a8af8

原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9-034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