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经济学人网站）
亚里士多德曾写道，“贫困是犯罪之母。”他是对的吗？当然，贫困和犯罪有相关性。缺少经济来源可能会驱使某些人犯罪的想法听起来貌似有些道理。但位于斯德哥尔摩的卡罗林斯卡研究所的Amir Sariaslan与其同事最近发表在《英国精神病学杂志》上的研究却不这么认为。这项研究对贫困导致犯罪的因果关系链提出了质疑，至少在涉及暴力犯罪和滥用药物的方面。
通过调用北欧国家政府收集的关于其公民的海量个人数据，Sariaslan先生和他的团队得以对1989年至1993年之间在瑞典出生的50万名儿童进行研究。他们查询的记录包含关于这些人的教育水平、家庭年收入和刑事犯罪记录的信息。他们同时还让研究人员能够识别每个人的兄弟姐妹。
在瑞典，公民从15岁开始要负刑事责任，因此Sariaslan从这些公民的第15个生日当天开始对他们进行跟踪，平均历时三年半。他的发现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与那些家庭收入在前五位的青少年相比，成长于家庭的收入倒数前五位的青少年暴力犯罪的几率要高七倍，涉毒犯罪的几率要高两倍。真正让他感到惊讶的现象出现在从贫困变得富裕的家庭。那些出生在相对富裕环境中的孩子，当他们进入青春期时，行为不端的可能性和他们的哥哥姐姐相同。家庭收入本身并不是决定性因素。
这一点预示着两个并不相互排斥的可能性。其一是，家庭文化一旦建立就具有“粘性”：你大可以简单地将孩子从成长环境中拎出来，但无法消除环境对孩子的影响。例如，儿童倾向于模仿他们尊敬的哥哥姐姐，这听起来非常合理。另一种可能是，较之社会顶层，导致的犯罪行为基因（一些研究显示存在这样的基因）在社会底层更加普遍。这些基因可能导致缺乏对冲动的控制，同时降低了拥有这些基因的人赚钱的能力。
由此得出的两个结论似乎都难以得到社会改革者的欢迎。第一个结论认为，仅仅只是提高公民收入，尽管从别的方面来看这可能是一个好主意，并不能解决行为不端的问题。第二个结论提出了代际贫困问题自我强化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像瑞典这样的发达国家，教育选拔机制和工作岗位对高技能水平的要求都有利于能够控制自己行为的人，而不是那些需要依靠大量化学品来撑过每一天的人。
当然，这只是一项孤立的研究。这样的结论需要经过其他测试的印证。不过，一旦这些结论得到确认，就不能因为它们听起来让人不舒服就对其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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